廿三條成魔之路:後六四香港問題「國際化」外交風波解密

近年,不論京官、香港政府,以至親建制政治人物皆大談要警惕港獨抬頭,大打「港獨」稻草人,對香港的自主、人權、民主戴上重重緊箍咒。對內政治審查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資格、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務求DQ本土、自決和激進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至近日大談重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外大放厥詞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翻查近月解密的「後六四」檔案,我們可發現中方早在28年前已經大扣英國將香港「國際化」帽子,「擔憂」港人同情六四民運的表現令香港對抗北京,藉機為《基本法》第23條「加辣」,更埋下今日DQ議員的伏筆。

回到28年前的八九六四,中共以解放軍鎮壓學運後,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受打擊。有傳媒報道一個由Inrasia Pacific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香港成為自治的英聯邦成員國或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比例由1988年六月的約30%急升至「八九六四」後的近50%,只有15%受訪者支持香港成為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同時間出現加快民主化進程、開展人權法案立法等要求,以挽救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包括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等八個專業團體聯署要求英國給予居英權香港人,以提供逃生門 (way out) 予港人。面對港人信心危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月出席英聯邦首腦高峰會議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 時,指英聯邦國家需要表明對香港的支持;同月,港督衛奕信訪問美國,尋求美國協助重建港人信心,繼續在港投資。

在檔案中我們看到,對英國來說「信心問題」是實質的管治問題,更直接衝擊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看法,但對中方來說,這卻是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陰謀問題。

就英方的行為,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1月刊登評論文章,上綱上線指英國高級官員借信心問題鼓吹香港問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ong Kong),打「信心牌」、「民意牌」、「國際化牌」,容許中英雙方以外的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文章更指有部分人未放棄令香港在1997年後成為在英國影響下的獨立或半獨立國家。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 (Anthony Galsworthy) 認為評論文章反映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但無法理解相關指控的根據 (cannot understand basis of the Chinese complaint)。

官媒評論文章打響聲勢後,更強烈的指控陸續有來。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接受香港記者訪問亦大談「國際化」問題,他批評衛奕信在訪美時稱「香港的管治權是移交至香港人手上,而非中國官員的言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並反駁指主權和管治權是不能分割的,兩者應該回到中國手上,並將管治權授權給香港。

因此,除了這些輿論攻擊外,中方亦試圖在實質的制度和立法上亦「加辣」。李後稱「國際化」會令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Subversive Base),考慮增加基本法內容,阻止香港成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adding provisions to the BL to prohibit Hong Kong from becoming a base for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PG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亦考慮禁止香港的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有任何聯繫 (writing into the BL the present provision in Hong Kong law that local societies should not have any relaionship with foreign political orgenisations)──即我們現時在基本法看到的「廿三條」魔鬼條文。

檔案顯示衛奕信見到李後的評論後頗為驚訝,認為李後刻意曲解自己的意思,其後安排港英政治助理與新華社解釋。後來李後卻公開指控是記者扭曲其言論,引致外交風波。但有趣的是,他又承認自己並沒細讀衛奕信的講辭。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看出中方官員不負責任地指責港督,然後推卸言責,合理化「加辣」基本法23條條文。

除了二十三條的內容,六四後我們亦看到中方為民選議員的資格「落閘」。李後指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引致中方擔憂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被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因素控制,並明言達賴喇嘛一類 (Dalai-Lama type) 主張顛覆行為的人士絕對不能成為立法機關的一部分 (must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SAR legislature)。而將這些「顛覆分子」排除在外的方式,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宣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One way to keep subsersive people out of the legislature would be to require LegCo members to pledge ‘recognition of the PRC’.)。

誠如當時英國外相韓達德 (Douglas Hurd) 所言,這些指控已經成為中方的陳腔濫調 (litany),在今日的中港政治問題中同樣不絕於耳。為了回應中方在往後的中英聯絡小組重複相關指控,當時英方認為有必要向外發出聲明。聲明中指出英方的行為只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英聯合聲明》,以取得國際社會對《聯合聲明》作為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基礎的支持。英方重申英方將會繼續把握機會向外國政府宣傳,確保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以及有效落實《聯合聲明》,這些行為並非如外間所言,中英雙方以外的第三國有權干涉香港的政治 (different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third countries should have right to intervene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situation),並希望中方能做相同的事 (hop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do the same)。

從解密檔案中我們見到,「八九六四」後,香港社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英方多管齊下重建信心,包括大規模的基建計劃、居英權計劃、國際遊說工作等,但中國作為信心危機的根源,卻故意藉此大扣英方帽子,指其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乘機合理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加辣」。另一方面,解密檔案亦揭示,今日北京對港的強硬政策方針,並非在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反對「廿三條」立法後才出現,這些政策方針早在1989年已經成型:以更嚴格的「廿三條」規定收緊香港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條件,從而將「異見者」謝絕於立法機關之外;並以「外國勢力干預」為由反抗國際社會監察具國際效力的協定--《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其實從未過去,相反「六四」便是香港主權移交後整套中共對港管治邏輯與及基本法23條的原點。

回望今日北京和親共人士等無視所謂的「港獨」、「民主自決」思潮正正是北京對香港壓迫下的反彈,大打「港獨」稻草人,乘機封殺香港民主化的道路、逐點侵蝕香港的自主和人權,與28年前的行為同出一轍。可以預見,繼奪去香港應有的普選權、DQ本土派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後,若「廿三條」成功在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全面箝制香港自主權的計劃最後一塊拼圖將會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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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2673 Hong Kong – China; Chinese Complaints; Internationalisation https://goo.gl/3Lue4Q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港英也自決?重回後六四的英方解密檔案

根據上月最新解密一份1989年的英國外交部檔案(FCO40/2798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揭示了英方外交部內部在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很有可能在重新研判一個問題:為何香港會於1972年被剔除於聯合國去殖化名單。

檔案顯示了英國外交部當年一名著名的研究分析師Mrs. Sally Morphet,於6月12日內部查詢過往被剔除去殖化名單時英方的相關討論。根據國際媒體近年訪問,Morphet是英國外交部30年來一位關鍵的政策研究員,被形容為「如果外交部官員遇上難題不能解答,他們會說我雖找不到答案,但我知有人可解答,她的名字叫Sally Morphet。」

整份解密檔案比起一般密檔內容較少 (只有13頁),大部分內容為回覆Morphet的查詢,重新梳理眾所周知的「香港自決史」:香港於1946年列入聯合國非自治地區名單;1947年開始向聯合國報告有關地區去殖化詳情;1972年因中方要求將香港剔除於名單,從此英方亦不再向聯合國報告香港相關資訊。有趣的是,檔案當中提及英方因希望避免每年在聯合國會議上,與中方爭拗香港問題,故此當年並無於聯合國與中方公開討論,亦因此無相關聯合國討論紀錄。

然而,檔案中收錄了一份較少人留意的官方書信,就是正值1983年11月中英前途談判關鍵時候,時任英國首相的戴卓爾夫人,一度問到造成英方1972年放棄向聯合國提供香港去殖化資料的來龍去脈,當年戴卓爾夫人「傾向認為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The Prime Minister is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at decision may have been mistaken)。

當然,六四後Morphet對去殖化問題的「忽然研究」,是否代表著英方在六四事件後,內部曾有重新考慮過讓香港像其他英國殖民地自決?還是英方僅是出於好奇問問而已?我們未必能單憑此一檔案就能斷定,日後須等待更多「後六四」檔案解密,才有望可了解更多事情的真象,我們也期待這兩三年會解密更多六四後英方對香港不同的考慮與構想。但最重要的是,香港去殖化問題並沒有因1972年的一次聯合國決議而過去,這段歷史的幽靈彷彿不斷在香港重大的歷史分叉點上重現,至今亦然。

回顧歷史文件,就可清楚看到歷史上的自決訴求(那怕只是一些研究)往往並非在內部騰空而生,必先有如1967年受中國文革氛圍觸發的六七暴動、80年代香港被拒於參與中英雙方的談判桌,到89六四事件後對香港前途的恐懼等外力影響,才會出現如此危城自救的想法。故此,現時不少官員將自決主張當作問題的本身,而非問題的症候(syndrome),若不是捉錯了用神,就是明顯在打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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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相關檔案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40/2798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s://goo.gl/FNZeiq (暫只供參加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朋友借閱)

New York Times: Sally Morphet https://goo.gl/nvkRJM

反「釋」之謊:護法達人譚惠珠

昨天我們從英國密檔揭露,譚惠珠於1984年提倡以年報監察聯合聲明,很有可能為香港成功爭取英國發表《香港半年報告》的始祖。今日她回應時指,「最重要大家跟基本法,香港就無事」,展現她如今身為基本法「護法」的本色。繼續翻看歷史檔案,我們卻看到另一個譚惠珠,其言論相當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對基本法有著與今日港人同樣的擔憂。不知今日的譚惠珠看到能否相認?

1984年12月5日,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與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譚惠珠對基本法與中國憲法不相容的問題表達擔憂(possibl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尤其是香港「人權保障」(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的問題,強調需要確保香港的生活方式與自由維持不變。但到了今天,當中國憲法與基本法涉嫌出現矛盾時,她卻搬中國憲法出來「衝擊」基本法。在一地兩檢議題上,政府建議西九龍高鐵總站撥出位置租借給內地機關,內地執法人員甚至擁有全面執法權,涉嫌違反基本法,但譚惠珠卻強調人大常委可依中國憲法,設定香港制度,人大的決定會將基本法的灰色地帶一一解決,彷彿不用處理背後的法律爭議,明顯就違背了她當日的立場。

1986年9月10日,譚惠珠以行政局議員身份會見戴卓爾夫人,其中一項議題是討論如何確保基本法如實反映聯合聲明所涵蓋的內容。她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充滿灰色地帶,很多條文並沒有清楚訂定(problems were being experienced in grey areas where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no specific provision)。當中尤為困難的是,基本法和中國法律的關係不明。故此,屆時誰掌控基本法釋法權便變得相當重要,究竟是香港法庭,還是中國法庭? (A particularly difficult issue w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asic Law to Chinese Law. For instance, who would interpret the Basic Law, the Hong Kong courts or Chinese courts?) 今日看來,這是否代表譚惠珠當年也擔心中國法庭(註:今天全國人大擁有釋法權)的釋法會影響香港的自治?

戴卓爾夫人當時認同譚惠珠的觀點,指英方需要盡全力確保聯合聲明以及談判過程中所作的承諾得到妥善監察 (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commitments made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in the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it were fully observed.)

昔日的譚惠珠曾為香港人出謀獻策,擔憂中國會透過釋法處理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和法制矛盾,今日卻認為事事釋法就可以全面解決問題,徹底打倒昨日的自己,甚至試圖撇除關係,指過往在港英行政局的言論並非個人意見,而是集體決定。但行政局的「集體負責制」一向要求議員承擔責任,其言論亦清楚記載在歷史檔案上,冇得咁易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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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1673 –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K), Folio 968
https://goo.gl/kYivv7(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PREM19/1796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18, Folio 1, PDF p.15-18
https://goo.gl/SSBhkt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香港電台(2016-10-22)譚惠珠:該釋法時就釋法http://app3.rthk.hk/special/pau/article.php?aid=2080

蘋果日報(2017-7-28)譚惠珠「人大有權定香港制度」
搬《基本法》經濟民生條文撐一地兩檢 與袁國強不同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28/20104306

「刑期覆核」的政治:六七暴動放犯「大和解」

「雙學三子」與「新界東北十三子」兩宗案件受律政司要求「刑期覆核」,公民抗命以入獄收場,令很多人聯想起香港戰後最嚴重的暴力衝突──六七暴動,其左派參與者卻相對「從輕發落」。未必為人熟知的是,六七暴動其實同樣涉及「刑期覆核」,背後更牽涉政治與法制的角力。

張家偉的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早已指出,英方內部處理六七暴動囚犯的刑期上有兩派。鴿派是英國駐華代辦,考慮到在北京的立足和有效運作,主張對香港左派保持克制,甚至提出釋放被捕的新華社記者,換取中方釋放在北京軟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鷹派港督戴麟趾則基於香港內部安全的原因,主張強硬對付香港左派,不減刑期。由此,我們看到刑期不止是法制問題,亦成為英方內部政治角力的場域。

城大教授葉健民的論文《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亦指出,在刑期問題上,港英根本就政治考慮凌駕法制尊嚴。當時倫敦政府基於改善中英關係的原因,要求港府盡快釋放參與暴動而入獄的囚犯,港督戴麟趾不願意全面配合,但到了麥理浩時代就大幅減少刑期,於1973年釋放全部暴動的囚犯。

翻看英國外交部與英聯邦遠東事務部有關六七暴動的檔案,我們亦發現六七暴動後的幾年時間,港府頻頻召開刑期覆核委員會(Board of Review),直接看到「政治」與「法制」的對決,以及殖民政府如何據理力爭,抵抗宗主國的干預。當時六七暴動囚犯問題是中英關係的障礙,中國政府視之為中英維持良好關係最重要的指標(most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our wish to maintain reaseonable relations),周恩來更言明,對他來說這是香港最重要的事務。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亦釋放被捕的上海英籍人士,釋出善意,以換取英方的回應。

此時英國內部評估,如果維持現狀,中英關係將面對長期的凍結,因此多番向港府施壓,希望籍著釋放暴動囚犯,實現「大和解」。香港政府於是召開特別刑期覆核委員會,以「人道理由」提前釋放很多病犯,但港督戴麟趾始終堅持,香港內部的安全問題與信心問題才是重中之重。戴麟趾認為減刑將對香港信心造成極壞影響,影響穩定(a seriously adverse effect on the confidence which is so very important an element in stability here),而普羅香港人更不應冒險,承擔被中國拘留、與港人又無聯繫的英國公民之道義責任。

就著戴麟趾的態度,英國外交部內部明言港督的角色是有限制的(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he has been conditioned),反駁時措辭頗為強硬,強調國際關係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香港與中國關係是中英關係的一部分,不可能將六七暴動囚犯問題脫離於中英關係的框架(the question of confrontation prisoners must be dealt with the framework of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China )。其後麥理浩接任戴麟趾港督職位,放犯的進度大幅加快,包括刑罰較重的罪犯。在英方內部討論中,這個刑期覆核委員會強調要低調處理減刑問題,避免予人政治交易的觀感,但另一方面麥理浩又稱減刑一事要歸功於律政司,令人不禁質疑委員會的獨立性,是否真的維護法治尊嚴。

「政治」與「法律」問題是否可以切割?政治因素會否影響法律?宗主國的壓力如何影響本地「政治犯」的刑期長短?六七暴動的案例為我們今日的法治糾紛提供歷史的視野。諷刺的是,六七暴動囚犯因「刑期覆核」而減短刑期,今日的青年抗爭者卻被律政司的「刑期覆核」加長刑期。當年倫敦施壓港英減少刑期,港督戴麟趾在壓力下仍堅持己見,今日的特區政府置抗爭者於死地,是否意味著已經完全放棄自主,甚至揣摩北京旨意,主動出擊,以政治干預法治呢?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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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出處:
FCO 21/1141 Release of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committed during communist confrontation in 1967/68 in Hong Kong
https://goo.gl/YvgWTu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875 Release of communist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during confrontations 1967-1968
https://goo.gl/jPakJj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876 Release of communist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during confrontations 1967-1968
https://goo.gl/ZcF2tF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715 Effect on Hong Kong of 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https://goo.gl/pWb4hC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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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2 葉健民:〈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收於《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有關30年前范乃三教授(Samuel Finer)對香港前途的神預言

現時中方欲在接管香港20年後開始動大手術,首先就是從改動《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及原意著手。近日已經不斷放風叫香港法院不要經常解釋《基本法》原意,又開始衝擊《中英聯合聲明》對於《基本法》以及特區香港的自治權。故此有關法律原意的解釋與再解釋,將會成為未來香港一個自治保衛新戰場。

但為何這些法律原意為何要改就改? 是我們當年沒有留意制定《基本法》及《聯合聲明》所種下了任意詮釋的伏筆,還是我們一直沒有認清基本法原是一個政治問題?

根據年前解封的1985年英國外交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CO 40/1868)密檔,我們看到英國外交部輯錄了當時30多年前的一場法律辯論,已經討論過這個課題。一位著知牛津大學教授Professor Samuel Finer(范乃三),當年與李柱銘、陳弘毅等人於電視節目討論。當中Finer一針見血指出基本法的釋法權,將是香港自治一個尤其重要的政治問題,必須好好處理清楚,才能保障香港的自治,否則香港自治只是形同虛設 (illusionary)。

而在一篇他撰寫的文章中《HONG KONG 1997: WHEN THE KISSING HAS TO STOP》,他更留意到儘管基本法是香港的「最高法」(supreme law),但在中國看來這只是「屬法」(subordinate-subordinate)。他進而指出,當釋法權明確落在人大手上,基本法的意涵就是中國政府說了算(the Basic Law will mean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it means)。到最後誰又可以保障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呢?

密件記載與Samuel Finer同場討論的李柱銘與陳弘毅,討論到在1982年原意為了容納資本主義制度於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當中訂明「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就此當時李柱銘、陳弘毅認為這條中國憲法31條本具「分離性」(Separateness)的特質,香港政府雖與這條憲法有聯繫,但實質上中國的其他憲法並不在香港實施。因此,二人皆從法律觀點認為《聯合聲明》並沒排除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更認為將很大可能就是如此。

就此,Finer教授很有保留。他原則上同意這是一個站得住腳的看法,但他認為實質操作的情況不會如此。Finer教授指出,除非有特定的規定(specific provision)言明香港具備釋法權,基本法未來將由人大常委會——即是中國政府的組織(an orga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解釋,此舉將破壞香港被允諾的自治(promised autonomy)。他引述中國憲法,理論上可以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但實質其解釋和應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當時認為釋法權這個含糊的地方一定要處理清楚。

現時中方並不追求如何建立《基本法》的普遍性及公正性,已代之以「依法治港」的邏輯有權用盡,並不斷自行詮釋及修改《基本法》的精神與意義,將中方各種扭曲原意的解釋合理化及日常化。香港今天的處境,竟被30年前的一位學者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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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出處:
FCO40 1868 Future of Hong Kong (Basic Law). Folio 25. https://goo.gl/33f5NA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參考資料:
Samuel Finer (1985), Hong Kong 1997: When the kissing has to stop, i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ume 56, Issue 3. July 1985. Pages 26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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