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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自決派」——蘇偉澤(Walter M. Sul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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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政治氛圍裏,無論你是支持民族自決、民主自決、什麼類型的自決、反對釋法、甚至只是說不想自己的命運遭人擺佈,都會自動被打成港獨。有些會認為不再要趟這場政治渾水,另有一些認為反正人類已經無法阻止官方輿論機器的砌詞抹黑,亦開始不介意接受港獨這頂帽子,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吧,路線與訴求也不再用分得那麼細,結果港獨/反港獨就構成了今天一種互為因果的政治關係。

在政治觀念亂成一團的頃刻,讓我們重溫一段被遺忘掉的香港歷史片段。

按一份2014年解密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文件(FCO 40/1665 FUTURE OF HONG KONG)以及戴卓爾夫人的公開書信,可發現其實時任香港市政局委任議員蘇偉澤(Walter M. Sulke),曾因公開發表一個香港人「公投自決」的宏圖大計而引起了英國官方內部關注,可堪稱在前途問題上清晰提出自決路線之祖。且看以前一個議員公開談及公投、獨立、城邦、自決、民主的概念與計劃,最後會否有如今天被「DQ」的下場。

以公投對決中國方案

從英國密檔看到,英國外交部注意到在1984年3月中英會談如火如荼、爭鋒相對之時,蘇偉澤在香港扶輪會(Rotary Club Hong Kong)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講,引起了當時的一些媒體關注。根據檔案輯錄的報道(上圖剪報),他是仁孚行(註:平治汽車港澳獨家代理商,怡和集團的附屬公司)的大班,在演講中公開呼籲英方立即中止中英談判,舉行公投,並將講辭的原稿寄給了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的報紙形容他可能是首名談及1997前途問題的非華裔港人。

在密檔中的轉述,當時蘇偉澤公投計劃構想是這樣的:英方應停止當時沒有太大談判優勢的中英會談,直接等待中方單方面的宣告(Stop negotiation now and wait for a Chinese unilateral announcement);然後,拿着中方提出的方案,在聯合國或英聯邦的監督下舉行公投;公投選項將會有3個:一是接受中方方案(the Chinese solution),二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三是獨立香港(an independent Hong Kong)。而在當時的演講中,他認為在1984年的香港,會有三分之二的香港公民會選擇獨立香港的道路,儘管他並沒有交代具體理由。

是城邦/自決/獨立還是民主派?

如果在今天,蘇偉澤必然二話不說被打成港獨派無疑,正如現今的政治氣氛,沒有人再會仔細了解究竟他是什麼想法。有趣的是,蘇偉澤其實構想的獨立香港是一種可稱為「沒有主權的獨立」(Independence without Sovereign)(看似矛盾?):他認為香港獨立後仍可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中歐的城市雖然獨立,但仍是屬於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香港因歷史的緣故,已發展成異於中國和台灣,並具有強大經濟實力和獨特生活方式的城邦(city state);而且早在1960年代,要不是中國因素的影響,香港早已經歷去殖化獨立,現在或已是聯合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一員,同時具備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但由於中方的反對,任何關於獨立的想法,無論是否挑戰主權的,以及基本的民主實踐如開放立法局選舉都被阻止。與其說他是港獨派,這裏面某些理解更似城邦派。

蘇偉澤當時看到所有人都在猜度香港人的意願如何,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包括港英政府)真的去問香港人的意願,中國政府甚至對此沒有興趣,只想實施一個可以遷就中國意識形態的方案。透過公投來彰顯香港前途,姑勿論最後的選擇如何,都是民眾的意願,這亦是「自決派」所想。這種自決並非只視公投作為民意工具,而是現實地認為我們需要相信民主,例如蘇偉澤會說自己對於香港獨立沒有任何幻想,獨立自有內在危機,比如有可能出現稅率更高,危害香港自由的企業家精神(這些都是彭定康近日訪港時所擔心的);煽動家或會出現,左派亦可能顛覆社會,但這些風險是必須承受的,因為這就是民主價值。

在同一份演講中,亦可看得出他更是一名務實的「民主派」。蘇偉澤認為,當公投結果一出爐,中英雙方就可重回談判桌,此時全世界都已知道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意願,究竟是希望成為共產中國的一個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自行選擇的未來。這不僅讓英方能夠增加談判籌碼,更重要的是讓世界知道香港人在想什麼,在一國兩制的承諾已告破產的今天,回頭看,當時公投香港前途才是真正的「務實」。

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

這份演講辭後來直接寄給戴卓爾夫人,唐寧街10號收到後頗為緊張,最後以一封「體面」的長信應付過去。這封回信先是客氣地多謝蘇偉澤的建議,其後筆鋒一轉,重申英國政府一直尋求一個令香港人、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更樂意以會談(discussion)的方式處理香港前途問題,這樣才能持續香港的繁榮穩定。就着公投,英國政府高度重視,將會在談判時考慮在內(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roughout the talks)。當然,事情最後正如我們所知,這個公投計劃沒開始就已告終。

我們可在密檔書信中,看到一種當時本地資產階級的「民主覺醒」。蘇偉澤表明自己雖屬於香港人口非華人的2%,但已在香港居住了36年,代表了某種混合東西文化的本地新型企業家精神,已經扎根此地。英國統治最大的問題,在他眼中是缺乏培養香港的政治領袖,他更呼喚香港的政治人才要立即組黨。明顯他已知道,當這個地方沒有真正的民主,他們的處境亦只會命懸一線。故此,他演說用以下的話作結:

「作為盡責的公民,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後代捍衛自由與生活……自由與民主永都不會由上而下賜予的,民主的需求總是從下而上,世上沒有政府會願意在沒有足夠壓力下還權於民的,儘管他們如何空口地說民主。這全取決於人民會否清晰地告訴政府我們是什麼立場、有什麼訴求、要爭取什麼。

我們現在必須尋找有能力可以統合不同壓力團體及各種聲音,讓他們有凝聚力及組織,讓他們發聲。

香港的新領袖請站起來吧!」

32年過去,同一遍說話亦已在佔領運動中再說一遍,新政治領袖也嶄露頭角,但面臨洗牌威脅的本地資產階級有沒有分享當年這一種民主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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