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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界主權的暗戰

最近游蕙禎一封寄給台灣總統蔡英文的信,呼籲積極關注新界主權,惹來很多人集中攻擊這位被DQ議員政治質素低落。先勿論書信內容是否過於天馬行空,其實有意無意點出了一個關乎香港命運的歷史拐點:由於當時新界主權的租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到期,意味着新界命運如何,連帶整體香港的前路亦必如何。

若我們嘗試站在英方角度,當時這片佔整個香港92%的新界土地,機場在這裏、碼頭在這裏、水塘、食物供應都在這裏,自二戰太平洋戰爭日軍佔領及後來1947年元朗洪水橋原居民成功反對興建具軍事戰略意義的屏山機場的時候,英國人已認定香港是難以防守的(Indefensible),無法只歸還界限街以北的新界來保存香港。於是戰後「新九龍」將新界「無差別」的都市化,70年代出現大型改造新界面貌的新市鎮計劃,都必須置放在英方如何扭轉大限來理解這片「借來的地方」。在1979年,英國官方內部甚至提出過一個鮮為人知的新界主權修訂方案,足以扭轉整個香港後來的發展與命運。

以未確定(Undetermined)的租約作確定

按一份2009年解密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文件(FCO 40/1058 FUTURE OF HONG KONG)以及一些公開書信,英國官方於1979年內部密切關注新界的租約問題,並積極謀求各種辦法處理租約問題,目的是將香港維持現狀(Remain the Status Quo)。但以中國國家主體論述中對主權問題的敏感度,要維持新界以至香港的現狀,幾近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為此,在英國官方的內部討論中,認為可按當時一英國議員曾提出的方案,即英國可首先承認香港的確是英國的一宗帝國主義者的行劫(a piece of imperialist robbery),其後再指出英國十分着緊中國的工業發展,亦留意到香港對中國很有價值,為了維持中國的利益,英國可宣布放棄香港、九龍半島和新界的主權。作為回報,中方則要允許英國批出跨越1997年五十年的香港租約,同時容許英國繼續代表中國,擔當香港的租戶管理人(tenant administrator),作為處理新界租約到期的方案。

但就着英國議員的這項建議,英國內部討論認為主動提及「主權」對信心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而提及具體的租約年期亦屬不智。怎樣才是更聰明的做法呢?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提出一個更具創見的方案,就是嘗試透過交涉將新界地契租約年期由1997年修改為「未確定」(undetermined),這樣可以消除九七年的大限效應(remov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97 deadline),然後再透過立法過程,順理成章以現狀方式「平穩過渡」。

這個方案無疑是一項「永續新界」的外交計劃,希望建立一種中英雙方「利益共同體」的構想,可以一借再借,以租借的狀態維持治權,將不可能變成可能。而密件中強調,這決不能打草驚蛇,而是在適當時機「探口風」、「摸底」及讓中方感到利益所在時提出的一場「暗戰」。

維持現狀的得益者

於是「維持現狀」成為了其後30年來香港政治的主旋律,至少是在未有第二條管治梯隊及中聯辦擺明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之前。根據密檔,英國官方內部的討論判斷,中英雙方其實都希望維持現狀。密檔中引述一位英國國會議員,指英國在香港是財政上的絕對得益者(net gainer),並舉例說英國公司能在香港獲得工程合約,不是因為它的價格最便宜,而只是因為這些公司是英國公司。長遠來說,英國更可以香港作為基地,發展出口至東南亞這個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更重要的是,若然英國想維持國際上第二等(a power of the second rank)的大國地位,以香港連結中國的政治聯繫是不可或缺的。

英方同時認為它掌握中國在香港的利益所在:中國需要借着香港賺取大量外匯協助內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與今日中國在香港擁有龐大利益一樣,英方留意到北京代理人當時在香港大幅購入土地,並積極在港與香港公司推動聯營合作。與此同時,英方察覺到香港不但是中國在國際上的採購中心,更是中國的主要金庫,在香港取得近四成外匯,包括出口食物機器與各項股息租金的收入。因此英方堅信,中國的盤算應是和英國共同發展香港,賺取外匯(Their best hope of gett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they need is by developing Hong Kong along with us),亦即是維持現狀。

但事後證明這似乎是英方一廂情願的誤判。根據英國密件的轉述,1979年3月,麥理浩出訪北京,鄧小平重申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將來適當的時候將會處理,但中國會考慮香港的特殊情况,不會危害投資者的利益。後來我們都知道,與永續新界同樣科幻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就成為香港前途的最後版本。英國認為中國需要英國治下的香港,但實際是中國需要香港,亦需要英國商人,但已經不需要英國的統治者了。

到79年7月份英國駐京外交官繼續接觸中方官員,提出續租地契的方案,希望尋求更清晰的答案。但中方的回應很直接,認為英國的提案是不必要和不適當的(Unnecessary and Inappropriate),警告若然英方堅持,將有不良的影響。密件記錄英方聞訊後大為失望。當時的顧問麥理浩認為中方不可能不知道地契帶來的問題,對一個合理的方案竟作如此無理和不相關的回覆(This rather ungracious and certainly irrelevant reply to a reasonable proposal is to gain time),相信只是為了贏回時間:愈遲處理,對中方愈有利。

時間與信心才是核心問題

從這份1979年的英國密檔,我們可以看到有關香港前途問題兩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信心」(Confidence)與「時間」(Time)。倒數中的時間影響未來信心,對於一個築構在資本主義經濟上的浮城,未來的信心意味着大國與資本投資、回報的長遠利益,年期於是一直就成為香港最關鍵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問題。

昔日密檔中反複強調15年這個時間,與當年銀行按揭大多以15年為限有關,另外亦會指商家一般需要12年去賺足夠的錢才能回本,因此地契問題亟需短期內解決,而79年的永續新界計劃就是透過讓中國資本在香港投資期間都着緊香港信心危機,來換取跨越廿一世紀「含糊其詞」的香港未來。「信心」與「時間」成為了中英對賭中最為關鍵的一塊兩面的籌碼,亦定義了我們的政治問題與可能性。當時麥理浩認為英國不應太過悲觀,因為市場力量站在我們一方(Market forces are on our side)。

但今天有關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管治者統一口徑說有信心及智慧方式解決地契問題,拒絕承認2047年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政治時間,但內部會否其實也在暗中討論有關香港回歸50年後的大限問題?雖然香港2047年已並非必然是一個主權意義的問題,但當中是涉及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安排、新界農地全面約滿、香港人對過往50年不變承諾等新的時間大限,以至於香港人如何爭取未來方向的策略構想,信心及時間的問題再一次成為討論的關鍵,而非一句「沒問題」就能草草帶過。重返30多年前這一場有關新界主權的中英暗戰,有助我們恢復對切入實質利害問題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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