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及涉外關係

死亡難以控制,但「哀悼」可以:英國就中國領導人之死的緊急計劃

在英國外交部檔案中,有一堆名為 CONTINGENCY PLANS FOR DEATHS OF CHINESE LEADERS 的檔案。到底中國領導人去世,英國有什麼緊急應變計劃呢?所謂計劃,又是計劃什麼呢?我們翻看一份 1989 年的檔案和三份1976年的英國外交部檔案,窺視到英方一收到有關兩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死訊傳聞,內部如何準備合適的唁文和應對方式,平衡各方的考慮。
Text by Chris Kwok, Eddie Pang @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鄧小平唁文的「三不提」

從檔案中我們看到,英國政府一早為多名中國國家領導人打定「死」數,對象包括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及趙紫陽等人。在 1989 年 8 月六四北京屠城後,日本傳媒傳出流言,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北戴河患癌病危。這則消息在商界和國際外交層面廣泛流傳,儘管消息未能確認,英國內部各個部門,包括首相府、外交部、駐華大使、香港政府皆不敢鬆懈,落力準備可能來臨的狀況

六四後的中英氣氛緊張,鄧小平作為最高領導人,須為鎮壓的決定負上首要責任。所以英國政府內部一聽到鄧小平有機會病逝的傳聞,立即考慮的是:要不要撰寫唁文表達慰問?若然要寫,應該怎樣撰寫?形式是怎樣?接收的又是誰?要怎樣和外交盟友配合?英國內部很快就有共識要發送唁文。英國外交部的馬卓安認為,雖然鄧小平要為鎮壓民主運動負責,但他仍有正面的成就,在香港前途問題亦擔任重要角色;即使過往毛澤東發起更多流血事件,但當時英國首相、英女王和外交大臣一律都有發唁文。

至於誰是「最佳收信人選」,馬卓安認為江澤民比李鵬合適,皆因李鵬執行了鄧小平的強硬政策。相對而言,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中「手腳乾淨」(UNTAINTED),加上鄧小平的職位是黨的職位,而江澤明當時的身份亦是黨總書記,故為適合人選。不過,馬卓安強調天安門悲劇的記憶仍然新鮮,因此讚賞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未必適合,唁文應刻意「三不提」:一不提及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二不需對中國人民表達哀悼,三毋須讚揚鄧小平在香港問題的貢獻。唁文應由戴卓爾夫人發給江澤民,低調如下:

「聞令鄧主席噩耗,我深表悲悼。倘能代為轉達對鄧的家人之慰問,我僅代表英國政府不勝銘感。(筆者譯)」

CRITICAL ON-THE-RECORD STATEMENT 之爭

就這個方案,英方廣泛諮詢其外交盟友,包括美國、日本等 G12 國家。基於美國總統老布殊和鄧小平二十年來的個人深交(PERSONAL ACQUAINTANCESHIP),美國總統將發送唁文予李鵬,內容跟英國大致一樣。日本對死訊的動作較英方預期更大(UPBEAT),因為鄧小
平在 1978 年劃時代(EPOCH MAKING)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擔任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日方質疑西方國家能否協調唁文的內容,畢竟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從檔案中看到,英國的其他友好國家大多傾向低調處理唁文,皆無實質內容。

至於英國內部的討論,戴卓爾夫人與外交部取態不一。戴卓爾版本的唁文篇幅更長,亦有政治內容,涵蓋四個方面:一、鄧小平的離世和天安門事件是雙重悲劇,因為鄧小平和他的家庭深知文革之苦,而天安門事件這一難以言表的事件(UNSPEAKABLE EVENTS)造成巨大憂傷;二、鄧小平開啟了經濟改革,為中國人帶來改善生活的希望;三、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使《聯合聲明》在聯合國註冊;四、英國寄望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可以取得成果。

面對戴卓爾夫人如此進取而不同的想法,外交部遠東科的處理相當微妙,一方面強調唁文並非最好途徑表達對中國領導人的歷史評價,另一方面引用港督意見,認為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強烈,對《聯合聲明》的信心插水,不宜提及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關係;遠東科又指出,其他國家的唁文都傾向低調,英國最好跟從。為保留最高領導人的意見,外交部遠東科建議可以「一長一短」,當中唁文可以維持低調和簡單,但同時發佈一份聲明,涵蓋唁文和以上四個方面的內容。

這個建議其後雖然得到戴卓爾夫人首肯,但英方內部亦就「應否出聲明」一事反反覆覆,暗湧不斷。外交部認為鄧小平死後,中共黨內保守派聲音抬頭,反對改革開放政策。因此為了保障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英國不宜「加多
把嘴」,表達對改革開放的看法。外交部又認為,中英雙方應私下合作,恢復香港信心,不應大喊大叫(SHOUTING),皆因在舉國哀悼的氣氛當中,評論中國領導人亦是冒犯和不合時宜的。時任港督亦認為一份「批判的白紙黑字」聲明(CRITICAL ON-THE-RECORD STATEMENT)並不合適。因此兩方都認為一紙唁文已足,亦符合外交禮儀。最後鄧小平到1997 年病逝,當時國際局勢、中英關係已大為不同,六四屠城的記憶亦已淡去,89 年的內部討論當然會參考,但定稿已隨著局勢變化而變得不一樣。

從唁文隱去的江青

以上看到英方就鄧小平可能的死亡的準備。在70 年代冷戰格局未完,中英關係變好,面對毛澤東去世,英國又在盤算什麼呢?原來在周恩來去世前,英國已經分別構思假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或宋慶齡死時,應該有何行動回應,並已經擬稿唁文和聲明。周恩來死後,英國猜想毛澤東之死亦不遠矣,於是拿出早已經準備好的行動計劃,急急作出修改。

當時英國政府內部最熱烈的討論是英國本土應否為毛澤東之死降半旗。根據過往慣例,英國本土只會在英聯邦成員國或盟國的元首逝世時,才會降半旗致哀。因此,英國政府認為中國不在上述兩種國家,加上毛澤東嚴格上亦不是中國的元首 (WHO WAS NOT TECHNICALLY THE CHINESE HEAD OF STATE),若然本土為毛澤東降半旗,將是不尋常之舉,必招致批評。然而,英國為了避免與盟友行動不一致,故在作出決定前先諮詢法、德、荷、比等友好國家的態度,詎料各國的決定不一致。故此,英國認為即使不降半旗亦沒有與盟友行動不一致的問題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OUR GETTING OUT OF STEP WITH OUR PARTNERS),而決定跟從慣例和周恩來去世時的先例,只在香港和北京降半旗。

至於唁文的修改,英國內部斟酌的是應否保留江青(毛澤東之妻)的名字。江青作為毛澤東之妻,坐擁權力,英國卻不能輕易對其表達對毛澤東的哀悼。以英女王向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發出的唁文為例,最初的版本中尚有江青的名字,內容為:「聞毛主席噩耗,我深表悲悼。倘能代為轉達對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江青女士之慰問,不勝銘感。」(筆者譯) 英國外相的助理私人秘書(ASSISTANT PRIVATE SECRETARY) RICHARD DALES 建議,唁文應略去江青的名字。因為當時英國的判斷是毛澤東之死對中國政治來說是災難性的事件(CATACLYSMIC EVENT),因為與周恩來去世的時間相當接近,而且新領導人尚未確立妥當(PROPERLY ESTABLISHED),中國將會因而發生權鬥。

英方直言華國鋒雖然繼承了周恩來總理之位,但他絕非毫無爭議的中國領導人,亦沒毛、 周的威望 (HE IS BY NO MEANS THE UNDISPUTED LEADER OF CHINA. HE HAS NONE OF THE PRESTIGE OF EITHER MAO OR CHOU)。另一方面,江青作為激進派的領袖,權力鬥爭將會白熱化,前途未卜(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AT HER FORTUNES WILL BE),相信她將會失勢。英國政府並不希望被認為「落注」其中一個中共派別 (WE SHOULD NOT WISH TO BE IDENTIFIED WITH ONE FACTION OR THE OTHER),因此在最終版本的唁文中將江青的名字略去。

毛澤東之死 @ 香港北京

就毛澤東的死,英方除了修訂唁文,還需控制香港的悼念氣氛和觀察北京喪禮的情況。在香港,毛澤東死訊令親國民黨勢力活躍起來,有親國民黨報章在頭版「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地慶祝,更將毛澤東肖像上下倒轉。從網上看
到的資料,我們甚至看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代魔王拉柴」的報紙頭版賀訊。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向港英政府施壓,並重提英國曾向中國保證香港不會成為顛覆基地,希望令右派可以收斂一點。

正值這個敏感時刻,香港政府拘捕了一些國民黨特工。雖然麥理浩多番強調,沒有證據顯示這些特工密謀破壞香港的悼念活動,但傳媒皆指與毛澤東之死有關。香港政府亦從不同渠道警告親國民黨勢力,使其行為收斂。不過,台灣當局又批評在港國民黨勢力不夠積極,因此香港政府密切注意形勢發展,以免悼念活動受破壞。

在北京,毛澤東喪禮當日,英國駐華大使館去信英國外交部,描述有關北京出席喪禮的中國人。這封信有別於一般的報告,字裡行間看到民間對於毛澤東之死的反應、舉辦的悼念活動、中國人的意見等方面,反映中國人的情緒比起周恩來逝世來得冷靜,甚至有點「鬆一口氣」(RELIEF)。英國外交部遠東科的外交官閱畢,大表讚賞,並語帶諷刺地稱這些「本地色彩」(LOCAL COLOUR)能讓倫敦的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感到」(“FEEL”)形勢不能經常由簡單直接(STRAIGHTFORWARD)的報告中得到。

英國外交官挖苦的對象不僅是本國的政府中人,還有其他國家的外交部。英國駐華大使館留意到中國官方《北京周報》刊出英女王的唁文時,刪去了提及毛澤東家人的部份,來自其他國家的唁文亦有同樣的刪減。英國外交部認
為江青將會失勢的評估、不直接將江青的名字放入唁文的決定正確;並對見到部份錯判形勢的國家,直接將江青的名字放入唁文感到得意(WE SAW WITH SOME SATISFACTION THAT CERTAIN LESS WELL ADVISED GOVERNMENTS SENT MESSAGES REFERRING TO CHIANG CHING BY NAME!)。

預先張揚的「哀悼」

在一個專制體制,講求長官意志,國家領導人之死自然是重大的事,足以左右政治局勢,牽涉多個政治板塊的「大執位」,亦決定誰人日後能在政壇中「揸莊」。過程中無可避免影響到其他國家與新領導集團的關係,所以從這幾份檔案我們不難發現,英國小心翼翼應對中國領導人之死,慎防唁文和相關動作釋出不利的政治信息。當中英國要平衡以下的考慮:一是中英關係是否良好;二是香港的反應;三是外交禮儀;四是會否跟外交盟友同調,顧及其他國家;五是褒貶領導人時是否捲入權鬥的其中一方,而得失另一方。

人生無常,領導人會突然離去,不過唁文卻可以一早準備,靜待當事人死亡。一旦死亡來臨,唁文就重新激活,依據當下局勢修改。死亡難以控制,但「哀悼」可以。

參考資料:

1 FCO 21/1486 CONTINGENCY PLANS FOR DEATHS OF CHINESE LEADERS (PART A)

2 FCO 21/1487 CONTINGENCY PLANS FOR DEATHS OF CHINESE LEADERS AND DEATH OF CHAIRMAN MAO TSE TUNG (PART B)

3 FCO 21/1488 CONTINGENCY PLANS FOR DEATHS OF CHINESE LEADERS AND DEATH OF CHAIRMAN MAO TSE TUNG (PART C)

4 FCO 21/4182 CONTINGENCY PLANS FOR DEATHS OF CHINESE LEADERS

5 「明報」,〈六四後預撰鄧唁文 戴卓爾擬提一國兩制遭反對〉,2017 年 12 月 23 日

原刊於《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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