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條成魔之路:後六四香港問題「國際化」外交風波解密

近年,不論京官、香港政府,以至親建制政治人物皆大談要警惕港獨抬頭,大打「港獨」稻草人,對香港的自主、人權、民主戴上重重緊箍咒。對內政治審查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資格、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務求DQ本土、自決和激進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以至近日大談重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對外大放厥詞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翻查近月解密的「後六四」檔案,我們可發現中方早在28年前已經大扣英國將香港「國際化」帽子,「擔憂」港人同情六四民運的表現令香港對抗北京,藉機為《基本法》第23條「加辣」,更埋下今日DQ議員的伏筆。

回到28年前的八九六四,中共以解放軍鎮壓學運後,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大受打擊。有傳媒報道一個由Inrasia Pacific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香港成為自治的英聯邦成員國或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比例由1988年六月的約30%急升至「八九六四」後的近50%,只有15%受訪者支持香港成為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同時間出現加快民主化進程、開展人權法案立法等要求,以挽救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包括香港牙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等八個專業團體聯署要求英國給予居英權香港人,以提供逃生門 (way out) 予港人。面對港人信心危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9年10月出席英聯邦首腦高峰會議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 時,指英聯邦國家需要表明對香港的支持;同月,港督衛奕信訪問美國,尋求美國協助重建港人信心,繼續在港投資。

在檔案中我們看到,對英國來說「信心問題」是實質的管治問題,更直接衝擊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看法,但對中方來說,這卻是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陰謀問題。

就英方的行為,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1月刊登評論文章,上綱上線指英國高級官員借信心問題鼓吹香港問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ong Kong),打「信心牌」、「民意牌」、「國際化牌」,容許中英雙方以外的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文章更指有部分人未放棄令香港在1997年後成為在英國影響下的獨立或半獨立國家。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 (Anthony Galsworthy) 認為評論文章反映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但無法理解相關指控的根據 (cannot understand basis of the Chinese complaint)。

官媒評論文章打響聲勢後,更強烈的指控陸續有來。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接受香港記者訪問亦大談「國際化」問題,他批評衛奕信在訪美時稱「香港的管治權是移交至香港人手上,而非中國官員的言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並反駁指主權和管治權是不能分割的,兩者應該回到中國手上,並將管治權授權給香港。

因此,除了這些輿論攻擊外,中方亦試圖在實質的制度和立法上亦「加辣」。李後稱「國際化」會令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使香港成為「顛覆基地」(Subversive Base),考慮增加基本法內容,阻止香港成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adding provisions to the BL to prohibit Hong Kong from becoming a base for subversion against the CPG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亦考慮禁止香港的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有任何聯繫 (writing into the BL the present provision in Hong Kong law that local societies should not have any relaionship with foreign political orgenisations)──即我們現時在基本法看到的「廿三條」魔鬼條文。

檔案顯示衛奕信見到李後的評論後頗為驚訝,認為李後刻意曲解自己的意思,其後安排港英政治助理與新華社解釋。後來李後卻公開指控是記者扭曲其言論,引致外交風波。但有趣的是,他又承認自己並沒細讀衛奕信的講辭。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看出中方官員不負責任地指責港督,然後推卸言責,合理化「加辣」基本法23條條文。

除了二十三條的內容,六四後我們亦看到中方為民選議員的資格「落閘」。李後指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引致中方擔憂特區行政和立法機關被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因素控制,並明言達賴喇嘛一類 (Dalai-Lama type) 主張顛覆行為的人士絕對不能成為立法機關的一部分 (must 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SAR legislature)。而將這些「顛覆分子」排除在外的方式,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宣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One way to keep subsersive people out of the legislature would be to require LegCo members to pledge ‘recognition of the PRC’.)。

誠如當時英國外相韓達德 (Douglas Hurd) 所言,這些指控已經成為中方的陳腔濫調 (litany),在今日的中港政治問題中同樣不絕於耳。為了回應中方在往後的中英聯絡小組重複相關指控,當時英方認為有必要向外發出聲明。聲明中指出英方的行為只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英聯合聲明》,以取得國際社會對《聯合聲明》作為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基礎的支持。英方重申英方將會繼續把握機會向外國政府宣傳,確保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以及有效落實《聯合聲明》,這些行為並非如外間所言,中英雙方以外的第三國有權干涉香港的政治 (different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third countries should have right to intervene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situation),並希望中方能做相同的事 (hop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do the same)。

從解密檔案中我們見到,「八九六四」後,香港社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英方多管齊下重建信心,包括大規模的基建計劃、居英權計劃、國際遊說工作等,但中國作為信心危機的根源,卻故意藉此大扣英方帽子,指其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乘機合理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加辣」。另一方面,解密檔案亦揭示,今日北京對港的強硬政策方針,並非在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反對「廿三條」立法後才出現,這些政策方針早在1989年已經成型:以更嚴格的「廿三條」規定收緊香港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擔任立法會議員的條件,從而將「異見者」謝絕於立法機關之外;並以「外國勢力干預」為由反抗國際社會監察具國際效力的協定--《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其實從未過去,相反「六四」便是香港主權移交後整套中共對港管治邏輯與及基本法23條的原點。

回望今日北京和親共人士等無視所謂的「港獨」、「民主自決」思潮正正是北京對香港壓迫下的反彈,大打「港獨」稻草人,乘機封殺香港民主化的道路、逐點侵蝕香港的自主和人權,與28年前的行為同出一轍。可以預見,繼奪去香港應有的普選權、DQ本土派和自決派立法會議員後,若「廿三條」成功在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全面箝制香港自主權的計劃最後一塊拼圖將會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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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2673 Hong Kong – China; Chinese Complaints; Internationalisation https://goo.gl/3Lue4Q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昨日怡和,今日誠哥:「資本大洗牌」下的香港命運

近日李嘉誠以天價售出核心地段的中環中心,引起誠哥是否撤資之猜疑。李嘉誠自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期間冒起,漸漸成為香港華資的「一哥」。當時正是「英資撤,華資進」的晚期殖民時期,當中老牌英資財團怡和先遷冊,後將業務重心轉離香港,會否與今日的長和相似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84年公布遷冊決定前夕,怡和其實早有部署。根據英國解密檔案所載報導及當年的《遠東經濟評論》指出,怡和其實早於大約兩年前內部已經開始討論遷冊方案,但一直沒有對外公開。到1983月8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前夕,怡和再以「管理結構改組」為名,成立「香港及中國地區辦公室」(Hong Kong and China Regional Office),將香港與中國的投資與其他地區的業務分開,同時擴展北美業務,並在三藩市成地區總部。

到了1984年3月,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如火如荼之際,怡和動作更大,在當時英國屬土百慕達成立控股公司,確保整個國際業務可以繼續在英國司法管轄區內,在英國法津下營運,有事都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正如當時怡和集團法律及公司業務董事穆雅(Ray Moore)認為,香港97年後實行法制源於英國,即使中國政府保證法制不變,但相信很容易中國政府刪除,所以選擇在英國屬土百慕達開新公司,希望日後在英國法制下經營。

怡和睇淡中共管治,其實與他早期經驗有關。根據英國解密檔案引用當時報道指出,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國後,怡和在上海業務被中共接管充公,但整個集團之所以仍可運作,皆因其總部(domicile)在香港,故中國以外的業務在法律上受到保護(legally untouchable)。所以怡和當時面對香港前途問題,其實考慮到自己的「上海經驗」,決定將自己總部移出香港。

然而,根據英方解密檔案,怡和改變註冊地咁大件事,港督尤德其實事前一個星期已經知情,但他當時沒有即時上報倫敦當局,連首相戴卓爾夫人都是事後才知道。尤德事後對此「十分後悔」(very contrite about not having done so),但外交部對此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為其解說,認為是「太大壓力」(a sign that he is under great pressure)所致。事件反映,當時親共媒體及政客直言「怡和遷冊是英方推動」的說法,其實子虛烏有。

遷冊一事令中方與怡和結怨,怡和財團亦越來越高調與「大膽」。到了1989年六四屠城,怡和的家族負責人亨利凱瑟克(Sir Henry Keswick)在英國下議院一個委員會抨擊英國政府把香港交給「馬列流氓鎮壓政權」(Marxist-Leninist, thuggish, oppressive regime)。其後,怡和亦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主張更強硬態度跟北京交涉。這引致中共的報復,怡和封鎖了葵涌九號碼頭的興建。本來怡和為首的財團窮四年之力,才取得數十億美元的開發計畫,最後因北京的壓力而被DQ出局,由聽北京話的財團取而代之。

此後,怡和集團的五間主要上市公司在1994年在香港股市正式除牌,公司的業務重心轉移至東南亞及內地,恰如當時怡和董事鮑維爾語所言:可以「靜靜地抽身離開政治,專注發展業務了」。隨着怡和淡出香港舞台,過去英資主導的經濟版圖,九七前漸漸讓位給以李嘉誠為首的港資,仍佔一席位的只剩下太古、匯豐等個別英資財團,但其影響力已不再一時無兩。

時至近年,「英資撤,華資進」局面已經轉為「國進華退」的局面,中資在香港的可見度日益明顯,經濟版圖越來越壯大,這次中環中心的大買家就是中資中國國儲能源化工集團(55%),背後更有中國官方色彩。此消彼長之下,長實應對方法猶如怡和一樣,遷冊與轉移投資比重同時進行。2014年,長和系合併重組,變相遷冊開曼群島。近年長實亦經常在內地賣資產套現,同時轉戰歐洲大舉投資。翻查長實年報,其收入近半來自歐洲,香港與內地只是各佔約一成,而且這個比例日漸加重,香港份額由去年的16%跌至13%,與此同時,歐洲的角色日益吃重,由46%升至49%。

當年怡和高調對中共接管香港一事投下不信任的一票,今日李嘉誠對中港局勢是否也分享同樣的擔憂?諷刺的是,怡和當年遷冊,立即被社會指責背棄香港,認為怡和應對香港人負責(注一),而早前特首選舉時,同樣有人一廂情願地寄望李嘉誠抗衡北京旨意,站在港人「本土」立場一邊。前車之鑑,怡和的經歷反映面對專制政府,資本家往往只能唯命是從,皆因怡和當年就是因得罪北京而被趕盡殺絕。

時移勢易,今日的李嘉誠地位雖然不再是與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單獨見面的「貴賓」,但仍有很多商業利益嵌於內地。面對香港經濟版圖洗牌危機,「超人」也許只能一邊喊住表忠,強調「與中央合作」先於「與港人關係」,一邊則把香港商場讓位予中資,對港人辯稱「出售予內地企業,在今時今日是很普通的事」罷了。

指望資本家站在港人一邊,恐怕從來都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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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怡和得罪中共後,1995年曾在香港總商會發表演說向中共致歉。後來經過戴卓爾夫人前外交政策顧問Charles Powell的努力,1997年朱鎔基接見怡和高層。近年怡和已大舉北上。

參考資料:
相關檔案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PREM19-1263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12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s://goo.gl/ErBuK3 (暫只供參加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朋友借閱)

《遠東經濟評論》,Jardine’s Bermudan Rug,https://goo.gl/rCwQ8a

怡和1983年及1984報告書 https://goo.gl/VVYtcc

長江和記實業2015年年報 https://goo.gl/PJypbJ

長江和記實業2016年年報 https://goo.gl/TWA3PF

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

韋安仕著、霍達文譯:〈 金權經濟〉,收於《香港新貴現形記》(台灣:時報文化,2000年)

馮邦彥:《香港英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港英也自決?重回後六四的英方解密檔案

根據上月最新解密一份1989年的英國外交部檔案(FCO40/2798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揭示了英方外交部內部在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很有可能在重新研判一個問題:為何香港會於1972年被剔除於聯合國去殖化名單。

檔案顯示了英國外交部當年一名著名的研究分析師Mrs. Sally Morphet,於6月12日內部查詢過往被剔除去殖化名單時英方的相關討論。根據國際媒體近年訪問,Morphet是英國外交部30年來一位關鍵的政策研究員,被形容為「如果外交部官員遇上難題不能解答,他們會說我雖找不到答案,但我知有人可解答,她的名字叫Sally Morphet。」

整份解密檔案比起一般密檔內容較少 (只有13頁),大部分內容為回覆Morphet的查詢,重新梳理眾所周知的「香港自決史」:香港於1946年列入聯合國非自治地區名單;1947年開始向聯合國報告有關地區去殖化詳情;1972年因中方要求將香港剔除於名單,從此英方亦不再向聯合國報告香港相關資訊。有趣的是,檔案當中提及英方因希望避免每年在聯合國會議上,與中方爭拗香港問題,故此當年並無於聯合國與中方公開討論,亦因此無相關聯合國討論紀錄。

然而,檔案中收錄了一份較少人留意的官方書信,就是正值1983年11月中英前途談判關鍵時候,時任英國首相的戴卓爾夫人,一度問到造成英方1972年放棄向聯合國提供香港去殖化資料的來龍去脈,當年戴卓爾夫人「傾向認為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The Prime Minister is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at decision may have been mistaken)。

當然,六四後Morphet對去殖化問題的「忽然研究」,是否代表著英方在六四事件後,內部曾有重新考慮過讓香港像其他英國殖民地自決?還是英方僅是出於好奇問問而已?我們未必能單憑此一檔案就能斷定,日後須等待更多「後六四」檔案解密,才有望可了解更多事情的真象,我們也期待這兩三年會解密更多六四後英方對香港不同的考慮與構想。但最重要的是,香港去殖化問題並沒有因1972年的一次聯合國決議而過去,這段歷史的幽靈彷彿不斷在香港重大的歷史分叉點上重現,至今亦然。

回顧歷史文件,就可清楚看到歷史上的自決訴求(那怕只是一些研究)往往並非在內部騰空而生,必先有如1967年受中國文革氛圍觸發的六七暴動、80年代香港被拒於參與中英雙方的談判桌,到89六四事件後對香港前途的恐懼等外力影響,才會出現如此危城自救的想法。故此,現時不少官員將自決主張當作問題的本身,而非問題的症候(syndrome),若不是捉錯了用神,就是明顯在打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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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相關檔案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FCO40/2798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s://goo.gl/FNZeiq (暫只供參加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朋友借閱)

New York Times: Sally Morphet https://goo.gl/nvkRJM

反「釋」之謊:護法達人譚惠珠

昨天我們從英國密檔揭露,譚惠珠於1984年提倡以年報監察聯合聲明,很有可能為香港成功爭取英國發表《香港半年報告》的始祖。今日她回應時指,「最重要大家跟基本法,香港就無事」,展現她如今身為基本法「護法」的本色。繼續翻看歷史檔案,我們卻看到另一個譚惠珠,其言論相當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對基本法有著與今日港人同樣的擔憂。不知今日的譚惠珠看到能否相認?

1984年12月5日,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與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譚惠珠對基本法與中國憲法不相容的問題表達擔憂(possibl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尤其是香港「人權保障」(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的問題,強調需要確保香港的生活方式與自由維持不變。但到了今天,當中國憲法與基本法涉嫌出現矛盾時,她卻搬中國憲法出來「衝擊」基本法。在一地兩檢議題上,政府建議西九龍高鐵總站撥出位置租借給內地機關,內地執法人員甚至擁有全面執法權,涉嫌違反基本法,但譚惠珠卻強調人大常委可依中國憲法,設定香港制度,人大的決定會將基本法的灰色地帶一一解決,彷彿不用處理背後的法律爭議,明顯就違背了她當日的立場。

1986年9月10日,譚惠珠以行政局議員身份會見戴卓爾夫人,其中一項議題是討論如何確保基本法如實反映聯合聲明所涵蓋的內容。她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充滿灰色地帶,很多條文並沒有清楚訂定(problems were being experienced in grey areas where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no specific provision)。當中尤為困難的是,基本法和中國法律的關係不明。故此,屆時誰掌控基本法釋法權便變得相當重要,究竟是香港法庭,還是中國法庭? (A particularly difficult issue w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asic Law to Chinese Law. For instance, who would interpret the Basic Law, the Hong Kong courts or Chinese courts?) 今日看來,這是否代表譚惠珠當年也擔心中國法庭(註:今天全國人大擁有釋法權)的釋法會影響香港的自治?

戴卓爾夫人當時認同譚惠珠的觀點,指英方需要盡全力確保聯合聲明以及談判過程中所作的承諾得到妥善監察 (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commitments made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in the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it were fully observed.)

昔日的譚惠珠曾為香港人出謀獻策,擔憂中國會透過釋法處理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和法制矛盾,今日卻認為事事釋法就可以全面解決問題,徹底打倒昨日的自己,甚至試圖撇除關係,指過往在港英行政局的言論並非個人意見,而是集體決定。但行政局的「集體負責制」一向要求議員承擔責任,其言論亦清楚記載在歷史檔案上,冇得咁易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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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1673 –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K), Folio 968
https://goo.gl/kYivv7(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PREM19/1796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18, Folio 1, PDF p.15-18
https://goo.gl/SSBhkt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香港電台(2016-10-22)譚惠珠:該釋法時就釋法http://app3.rthk.hk/special/pau/article.php?aid=2080

蘋果日報(2017-7-28)譚惠珠「人大有權定香港制度」
搬《基本法》經濟民生條文撐一地兩檢 與袁國強不同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28/20104306

勾結外國勢力:誰是《香港半年報告》之母?

香港主權移交後,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會每半年向議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報告《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的實施情況,比如今年上半年報告就指香港多個範疇面對愈來愈大壓力,包括據報內地國安人員在香港活動、中聯辦影響力日增等。這份每半年一次的報告多次引起港府與北京的回應,中港政權都要求英方停止發表報告,稱英方的行為是「干預內政」云云。但這個報告的政策究竟是誰提出呢?是英方、中方、還是港方呢?其初衷又是什麼呢?

翻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的解密檔案(FCO 40/1673和FCO 40/1980)及議會文件,我們發現最先提出以定期報告形式監察《聯合聲明》實施情況的始祖,並非「外國勢力」的英國,而很有可能是一位後來「忽然愛國」的香港行政局議員:譚惠珠。

於1984年12月5日,當時中英已草簽《聯合聲明》兩個多月,但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仍對香港前途有所擔憂,於是派出代表團與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會面,爭取英國提出實質承諾,確保中英雙方恪守《聯合聲明》。密檔記錄當時行政局議員譚惠珠站在香港的立場,向戴卓爾夫人建議就《聯合聲明》的實施情況發表年度報告,令港人安心;而若果港人發現問題,更可向行政局或英國政府求助,令協議「重回正軌」(people would know that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they could come to EXCO 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help in getting it corrected.)。然而戴卓爾夫人認為這個建議需小心處理,否則會有反效果,予人覺得這是英國給鄧小平定時考核的「成績表」(school report)。

因此,戴卓爾夫人並沒立即同意這個建議。但有趣的是,同日英國議會繼續跟進譚惠珠的構思。就香港問題的辯論,下議院不論執政保守黨,還是在野工黨和自由黨,皆有議員引用這個建議,要求英國政府向議會提交年度報告。在之後的上議院辯論中,Lord Geddes更明確指出,在往後的62年(或至少12年),議會必須密切注意香港的情況(this Parliament not only should but must watch with great care events in and of Hong Kong over the next 12, if not 62 years),並期望能有年度報告和周年辯論,以顯示「我們沒有對你們(香港人)撒手不管。香港的未來在更大程度上掌握在你們手上,我們會盡我們所能幫助你們。」(We have not washed our hands of you. While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your future Hong Kong is now in your own hands,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all we can.)

到了1985英國議會辯論確認(ratify)《聯合聲明》,這個建議繼續引起討論,最終議會的壓力迫使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決定撰寫年度報告,向議會逐年報告《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第一份報告在1985年12月提交至議會,是以定期報告檢視《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之開端。也就是說,今日言必稱「愛國」的譚惠珠,其建議經過多番傳遞討論,終於令香港「成功爭取」到這份「外國勢力」白紙黑字的監察報告。

聯合聲明簽署33年後的今天,中國不斷插手香港自治事務,否定聯合聲明的歷史責任,恨不得把聯合聲明掃進歷史垃圾堆,更不用說繼續指控《半年報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但英方作為締約國,有持續責任確保雙方不會違反《聯合聲明》(見 https://wp.me/p8N6DK-2x ),而以定期報告檢視《聯合聲明》的實施情況正正是英方履行其責任的表現,港府和中國又怎能將之演繹為干預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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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FCO 40/1673 –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K), Folio 968
https://goo.gl/X7swPC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40/1980 – Future of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to Parliament on Hong Kong
https://goo.gl/Hx2B52 (暫只供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研習借閱)(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mmons and Lords Hansard 1803-2005, Commons Sitting of 5 December 1984 Series 6 Vol. 69
https://goo.gl/n7Z5nJ

Commons and Lords Hansard 1803-2005, Lords Sitting of 10 December 1984 Series 5 Vol. 458
https://goo.gl/23g23q

「刑期覆核」的政治:六七暴動放犯「大和解」

「雙學三子」與「新界東北十三子」兩宗案件受律政司要求「刑期覆核」,公民抗命以入獄收場,令很多人聯想起香港戰後最嚴重的暴力衝突──六七暴動,其左派參與者卻相對「從輕發落」。未必為人熟知的是,六七暴動其實同樣涉及「刑期覆核」,背後更牽涉政治與法制的角力。

張家偉的專著《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早已指出,英方內部處理六七暴動囚犯的刑期上有兩派。鴿派是英國駐華代辦,考慮到在北京的立足和有效運作,主張對香港左派保持克制,甚至提出釋放被捕的新華社記者,換取中方釋放在北京軟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鷹派港督戴麟趾則基於香港內部安全的原因,主張強硬對付香港左派,不減刑期。由此,我們看到刑期不止是法制問題,亦成為英方內部政治角力的場域。

城大教授葉健民的論文《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亦指出,在刑期問題上,港英根本就政治考慮凌駕法制尊嚴。當時倫敦政府基於改善中英關係的原因,要求港府盡快釋放參與暴動而入獄的囚犯,港督戴麟趾不願意全面配合,但到了麥理浩時代就大幅減少刑期,於1973年釋放全部暴動的囚犯。

翻看英國外交部與英聯邦遠東事務部有關六七暴動的檔案,我們亦發現六七暴動後的幾年時間,港府頻頻召開刑期覆核委員會(Board of Review),直接看到「政治」與「法制」的對決,以及殖民政府如何據理力爭,抵抗宗主國的干預。當時六七暴動囚犯問題是中英關係的障礙,中國政府視之為中英維持良好關係最重要的指標(most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our wish to maintain reaseonable relations),周恩來更言明,對他來說這是香港最重要的事務。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亦釋放被捕的上海英籍人士,釋出善意,以換取英方的回應。

此時英國內部評估,如果維持現狀,中英關係將面對長期的凍結,因此多番向港府施壓,希望籍著釋放暴動囚犯,實現「大和解」。香港政府於是召開特別刑期覆核委員會,以「人道理由」提前釋放很多病犯,但港督戴麟趾始終堅持,香港內部的安全問題與信心問題才是重中之重。戴麟趾認為減刑將對香港信心造成極壞影響,影響穩定(a seriously adverse effect on the confidence which is so very important an element in stability here),而普羅香港人更不應冒險,承擔被中國拘留、與港人又無聯繫的英國公民之道義責任。

就著戴麟趾的態度,英國外交部內部明言港督的角色是有限制的(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he has been conditioned),反駁時措辭頗為強硬,強調國際關係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香港與中國關係是中英關係的一部分,不可能將六七暴動囚犯問題脫離於中英關係的框架(the question of confrontation prisoners must be dealt with the framework of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China )。其後麥理浩接任戴麟趾港督職位,放犯的進度大幅加快,包括刑罰較重的罪犯。在英方內部討論中,這個刑期覆核委員會強調要低調處理減刑問題,避免予人政治交易的觀感,但另一方面麥理浩又稱減刑一事要歸功於律政司,令人不禁質疑委員會的獨立性,是否真的維護法治尊嚴。

「政治」與「法律」問題是否可以切割?政治因素會否影響法律?宗主國的壓力如何影響本地「政治犯」的刑期長短?六七暴動的案例為我們今日的法治糾紛提供歷史的視野。諷刺的是,六七暴動囚犯因「刑期覆核」而減短刑期,今日的青年抗爭者卻被律政司的「刑期覆核」加長刑期。當年倫敦施壓港英減少刑期,港督戴麟趾在壓力下仍堅持己見,今日的特區政府置抗爭者於死地,是否意味著已經完全放棄自主,甚至揣摩北京旨意,主動出擊,以政治干預法治呢?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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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出處:
FCO 21/1141 Release of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committed during communist confrontation in 1967/68 in Hong Kong
https://goo.gl/YvgWTu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875 Release of communist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during confrontations 1967-1968
https://goo.gl/jPakJj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876 Release of communist prisoners convicted for offences during confrontations 1967-1968
https://goo.gl/ZcF2tF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FCO 21/715 Effect on Hong Kong of 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https://goo.gl/pWb4hC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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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2 葉健民:〈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收於《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死線露餡:一地兩檢正式確認2047問題?

內地口岸區空降西九高鐵站,除了比較多人關注的「執法混亂」,以及「一地兩檢」衝擊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外,較少人討論特區政府以「租賃」方式設內地區域的期限,是直至到「2047年」為限的。根據基本法,其實現時政府已經可以批跨越2047的「地契」,為何一個香港境內的中港「邊境」口岸租約又止於2047,當中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意味著若然政府在2047後維持西九的出入境安排,會產生憲制尷尬?這是否又變相證明政府承認2047年是一個確實的政治時間,牽動香港前途?

一直以來香港都要面臨一種「時間的政治」,政府這次以一地兩檢承認2047為政治時間,令人想起港英政府七十年代同樣面對九七這個政治時間問題。當年儘管社會已有人關注新界地契到期問題,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系於「信心」(Confidence),倒數中的時間影響未來信心,但當年港英政府遲遲未公開表示及作出行動,內部卻其實非常緊張。

已解密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檔案中,有一系列的文件都討論續租問題。根據FCO 40/1058 FUTURE OF HONG KONG,英國官方於1979年內部密切關注新界的租約問題,並積極謀求各種辦法處理租約問題。英國當時希望「暗度陳倉」,透過交涉將新界地契租約年期由1997年修改為「未確定」(undetermined),這樣就可以消除九七年的大限效應(remov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97 deadline)。與此同時,八十年代初英方亦從香港中資入手,希望以平價批租跨越九七年的天水圍地契予隸屬於中國對外貿易部的「黨企」華潤,因為一旦華潤接受,則很有可能反映中國官方接受英國九七後繼續在香港管治,亦有穩定信心之效。可以看到,英方「政治問題,地契解決」,希望以此低調處理主權與治權問題。

但最後英方如意算盤沒有打響,中方回應英國的提案是不必要和不適當的(Unnecessary and Inappropriate)。另一份關於華潤的FC040/1286( FUTURE OF HONG KONG)檔案亦記錄港英政治顧問與新華社的會面,第二社長李菊生清晰表示,希望香港政府不要以小問題的方式處理大的問題(try to use this “small question” as a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large question”)。英方以地契續租方式處理前途問題的方案全面失敗。

回到今日的前途問題,今天政府同樣希望以地契問題淡化2047的政治問題,拒絕承認2047年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政治問題。管治者統一口徑說有信心及智慧方式解決,並僅僅將2047視為地契的「土地行政」問題。政府亦已確認,有憲法權力批出年期跨越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土地,並屢次以港島薄扶林花園續期至2056年為憑證。

但這次內地口岸區,卻頗為明顯揭露出2047的政治時間問題。至今政府未清楚確認內地口岸區以何種「租約」(tenancy)或「地契」註冊,畢竟將香港境內土地「租賃」至中國政府,劃作另一司法管轄區是相當奇怪的先例。既然政府可以批出跨越2047的土地,為何內地口岸區卻不能「租賃」跨越2047年,這就很可能證明政府承認2047就是一條關鍵的政治時間線。未來的中港關係以何種形態出現,中港的邊界如何劃分,是否需要通關,香港的社會及政治制度又是怎樣,這一切都是前途未卜,絕非一句「沒問題」就能草草帶過。當年港英內部秘密討論以地契續租解決九七問題,今日內部想必也在暗中討論有關香港「回歸」50年後的大限問題。

儘管今日2047已並非必然是一個主權意義的問題,但當中肯定是涉及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安排、新界土地約滿、50年不變承諾到期等新的政治時間大限,這一切都在一地兩檢中的「租賃」年期中看到端倪。

當年九七問題是一個信心問題,因為中英雙方都需要以此保持金融中心的繁榮穩定。近年北京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越來不在乎香港的意願,倒數中的2047,對北京來說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FC040/1286 Future of Hong Kong
https://goo.gl/zF5RG9 (暫只供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習借閱) (Courtes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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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本研解密﹕一場新界主權的暗戰〉,《明報》(2016年12月11日 )
https://goo.gl/eg7E7S